卷，还是不卷？这是个问题

　　“行行都在卷,处处都作难。”如何破卷,如何克难?是我近几年一直关注且反复为文的重点领域。

　　不断调研,不断学习,不断体会,没有止境。

　　竞争、恶性竞争与“内卷式”恶性竞争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会议提出,要强化行业自律,防止“内卷式”恶性竞争。强化市场优胜劣汰机制,畅通落后低效产能退出渠道。

　　这两句话讲得很有水平,而且是将两个“强化”放在一起。个中道理,容我细说。

　　首先,政府的态度旗帜鲜明,反对“内卷式”恶性竞争,对这种现象予以贬义。那些以“卷”著称的龙头企业内心肯定会受到震动。如果还要这么“卷”下去,请想一想前几年政府“反对资本无序扩张”时对互联网平台的影响。

　　其次,如何防止“内卷式”恶性竞争?方法是强化行业自律。即不是靠行政性力量出重拳下重手。同时,不是防止竞争,是防止“内卷式”恶性竞争。

　　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常态,内卷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常态,没有竞争,没有内卷,中国不可能有世罕其匹的性价比竞争力。以我们的国情(人口多、资源弱、后发国家)和民情(勤劳、耐劳),在现阶段和今后很长时间,都不太可能“温良恭俭让”地参与竞争。我们不卷,这么多人的就业怎么办?我们不加班,如何建立起中国供应链在全球的准时交付口碑?

　　所以万万不可把防止“内卷式”恶性竞争,理解成今后就不要卷、不必卷、不用怎么竞争了。从经济学角度看,恶性竞争是有特定含义的,并不是作恶的恶(evil),而是过度(excessive),日本叫“过当”,是指在非集中型的市场结构中必然发生的一种现象。

　　用日本学者的话,过度竞争是在那些集中度较低的产业,尽管许多企业的利润率很低或者亏损,但生产要素(主要是劳动力)和企业却不能顺利地退出,使低或负的利润率长期继续。中国的过度竞争为什么特别严重?除了国情、民情,还有体制性原因。

　　一是地方政府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体之一,天然具有扩张冲动,政府之间也在卷,卷招商引资,卷补贴优惠,并调动土地、金融、劳动力、税收等各种资源帮助企业去卷,造成卷上加卷;

　　二是中国还存在不少具有行政性垄断色彩的企业和事业,它们享有“排它性”,天然就不卷,但这又让充分市场化的地方更卷,“旱情”更重。

　　所以“卷”在中国,是多种情形并存:有些行政性垄断行业,卷的很不够,应该多卷一卷;大部分行业都在卷,越来越卷,这种情况会长期延续,当以平常心去接受;不加节制地卷,以伤害利益相关方应得福利为代价的卷,这是与法治要求和商业文明相违背的卷,要反对和防止,但主要是通过行业自律和法治。

　　三中全会提出的另一个“强化”,是强化市场优胜劣汰机制,畅通落后低效产能退出渠道。本质就是“优胜劣汰、市场机制”八个字。优胜劣汰,就是要以先进生产力为标准。市场机制,就是政府“躁动的心,不停的手”要静下来,不要瞎干预。

　　当然,事实上很难做到。因为地方政府已如此之深地介入了微观活动,国资国企做大做强也有很多KPI考核,一定会硬挺下去,绝不会愿意眼看着那些政府强力驱动、深度参与的投资现在就“水落石出”。很多过剩产能为什么退不出?本质是政府不想。

　　企业与政府的双主体,造就了中国增长的巨大动力,也造就了现在的诸多难局。一枚硬币的两面。就我观察,某些行业里的龙头企业之所以偏爱价格战,也有能力打价格战,所谓“清理门户”,是因为它们在产能形成的阶段,得到了大量地方政府补贴,有卷的本钱,可以把“政府补贴红利”转化为市场竞争中的“价格让利”。

　　因此政府补贴越多,价格战会越猛烈。又由于各地政府都不愿意“暴雷”,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杠,所以过度竞争的拉锯时间,远比学者们对“出清”的预期要长。

　　哪些该卷,哪些不能再卷了?

　　我常说,“中国能力的全球化”是中国经济未来的重大发展机遇,如果直白一些,就是“把在中国卷过的在全世界再卷一遍”。这样的情形事实上正在发生,就是“出海”。

　　整体而言,我们就是没有躺赢的命,只能竞赢,卷赢。接下来,应该努力寻求共赢。

　　要看到,卷,包括内卷,对消费者是友好的,因为带来了普惠,这正应了熊彼特那句名言,“所谓经济发展,就是女王所穿丝袜,普通工厂女工也可购得”。

　　也不要以为,卷价格,降价,就是偷工减料的结果。如我在《假如逆境是常境》一文所说,低成本是设计出来的,是端到端全流程优化出来的,也是规模效应使然(如T型车)。

　　新能源汽车最近卷得很厉害,但我们看到,主要车厂每年出的新车型相比老车型,从性能指标看都在提升,这有国家权威检测机构的检测数据为证。产品越来越好,价格越来越低,何乐而不为?

　　既然如此,为什么现在从行业到社会,各界对于内卷越来越不感冒,政府也要防止“内卷式”恶性竞争了?我认为,大家反对的,不是靠规模效应、技术创新、提升效率的那种卷,而是伤及了利益相关方合法权益的那种卷。

　　在我近年的采访中,我所见到的大多数供应商,对于给他们业务的品牌商的评价都是负面的。主要是在签订合同阶段,过分比价、压价;在执行合同阶段,经常拖款、欠款,弄得账期越来越长,半年、9个月、一年甚至更长,而且品牌商在市场上打价格战时,还要求供应商也跟进,降低合同中签好的价格。这是我觉得特别背离的一面:品牌商对C端不断塑造自己的美好形象,但在B端供应商面前,就变成了不可一世的霸主。

　　这种两面性也是不少中国龙头企业和国际品牌的最大差距。我过去讲过多次,这里再讲两个亲身经历的案例:

　　王克强先生是上海市现代道具协会负责人,他创办的企业为很多奢侈品、化妆品品牌的线下展示提供道具,如店铺、橱窗等,他也有自己的工厂。我拜访他时,他谈到国际品牌都要验厂,验厂是看你有没有用童工,有没有歧视妇女,有没有歧视残疾人,有没有强制加班,有没有对员工体罚,有没有欠薪,等等。这些都是基本项,不能有问题的。

　　同时,如果你在这方面做得好,比如对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有帮助,会加分。他们还会带着一大包检测工具来测工厂的环保标准,环保不合格他们不敢用。王先生说,人权和环保是国际品牌的“正确”,他们很在乎,万一供应商有问题,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形象。

　　而绝大多数的中国品牌,这些工作都是省略的。他们只关心:价格是否足够低;时间能不能准时。我们很少听某个中国企业说,为了体现更好的设计,为了确保环保的效果,比原定开业时间晚了半年一年。我们肯定认为这是错误。

　　再讲第二个案例。河南鹿邑是中国的“化妆刷之城”,这里生产的尾毛化妆刷,占全球的80%～90%。很多国际大牌的化妆刷,都在这里生产,再贴标走向世界。我在鹿邑采访时,一位企业家说,有一次一家国际品牌跟他签了三个月的供货合同,他为此临时招了100多名工人。底薪每月2800元,加上绩效估计能有四五千。由于该品牌的市场突然有变化,导致订单取消。这时还没有正式开始生产,工人正在培训。但国际品牌付给了他全部工人三个月的底薪。

　　他说:“完全没想到。工人们平时都在家,哪里有活到哪里干,并不会因为订单取消就失业。我觉得能补一个月就很好了。”而国内品牌呢,有的是该付的加工费还要想方设法扣一点。

　　不管怎么卷,不能越过底线。今天最重要的底线就是怎么对待供应商,怎么对待员工。能不能做到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”。卷供应商的实质,是卷供应商的员工,不给供应商按时结款、足额借款,就相当于不给他们的员工按时发薪、足额发薪。如果是自己的企业,会这样做吗?

　　我们中国,太需要“法人无论大小一律平等”的市场经济,太需要“将心比心的市场经济”了!

　　卷的下限必须不断提高

　　上周在温州乐清的调研,也触发了我对卷的一些新认识。

　　我的调研对象是万控智造,电气机柜行业的领军企业,调研主题是他们和腾讯云合作的“万智云”产业互联网平台。一开始是为自己服务,比如要为港珠澳大桥提供800台电气机柜订单,一个工厂很难做到,通过“万智云”,就可以同时调度丽水、天津、成都工厂的产能,在规定时间内实现共同交付。

　　现在,“万智云”已开始为成套开关设备行业的客户提供服务。我觉得这是从制造到服务、从企业到平台的转型。

　　但最大的收获,是在万控智造旗下的默飓电气公司参观时,感到凉意习习。这里有800多名工人、4层楼、总面积几万平方米,装了大型中央空调。我们算了一笔账,光是空调部分的电费,摊到一个员工身上,一年就要1000多元。我说:“你们的产品价格肯定比一般小厂高。”万控智造的副董事长木信德说,“员工的工作环境、吃住条件都是不能拿来卷的。”

　　我在这一瞬间意识到,虽然中国制造还会卷很久,但卷的下限必须不断提高。否则年轻人是不愿意来的。那样的话,中国制造就会“断层”。

　　第二天我到了深圳参加一场跨境峰会,在坂田的一家酒店里偶遇一位做了18年国内电商、现在转做跨境电商的卖家。他说,跨境电商也很卷,有的卖家,成本价加上5%就卖了,估计连房租都赚不回来。差不多20年前在华强北拿货、进价10块钱人民币、10块美金出单,那样的“捡钱时代”早已一去不复返。我问,这种卷法,怎么挣钱呢?“有的卖家背后是资本推动,追求GMV,到资本市场变现。”

　　坂田这个地方是跨境电商的大本营,2016年参加深圳卫视“深商走海丝”节目时我来采访过。当时印象最深的是,卖3C外设的小店店主对乔布斯心存感激。“乔布斯把苹果手机做好了,它要充电,要外壳,还要各种各样的外设。卖这些东西,利润非常高。为什么利润高?因为消费者对价格不敏感,用苹果的人,一个配件是20元、40元还是只要10元,他不太在意。苹果有那么多的外设产品,让大家都跟着受益。”

　　了不起的企业就是这样,往上卷,卷出更大的天空,给自己,让别人也受益。

　　“让”出海阔天空

　　卷是我们的命运、我们的路,我们要自强不息。但卷到让某些利益相关方无路可走时,就要“让”,让一步海阔天空。厚德载物一定不能偏废。

　　综合多年对内卷的观察与思考,我在此提出一个防止“内卷式”恶性竞争的“五让”框架。

　　第一让,大鳄让小鱼。即各行业的龙头企业、链主企业、强势企业、发单企业,让一让相对弱势的供应商。善待供应链,帮助供应链,赋能供应链,共进共荣。而不是一味“榨取”,像“税收鹅毛理论”那样,非要做到“把鹅毛拔下来,又不让鹅叫唤,或者少叫唤”的地步。对供应商负责,也是对自己的长远利益和品牌声誉负责,对行业和社会负责。

　　第二让,平台让商家。即具有一定网络聚集效应的平台企业,对商家、卖家要让一让。飞书深诺是一家专门服务跨境电商企业的集团,已经服务了十几万家企业。他们的报告显示,2023年是跨境电商卖家出现转变信号的一年,52%的卖家营收下滑,其中35%的卖家营收减半;59%的卖家利润下滑,其中29%的卖家利润减半。

　　跨境电商正在迅猛发展,卖家这么辛苦,谁是主要获益者呢?除了头部商家,大部分都归属于Temu、TikTok shop这样的平台。Temu因给予海外消费者大量补贴而飞速发展,但国内的卖家则动辄就被严苛管理。这种压抑一定会爆发的,只是时间和方式而已。而国外对这种低价低价再低价的打法也不会听之任之。

　　第三让,国企让民企。这不仅是因为民企所在的行业普遍卷的太厉害,而国企保有不少民企进入不了的关键行业,相对不那么卷;更是因为,凭借资源优势、招投标优势,国企正在大举进军竞争性领域,越做越大,越做越强,在不少行业已经超越了民企(如房地产)。在这种情况下,要不要划出一些充分竞争领域,国企稍微收收手呢?

　　我听了解内情的朋友说,某地一些民企近年来在周边国家做汽车销售生意,很不错,开了不少经销店。但后来国资平台看上了这块生意,他们有资本实力,可以先付钱、多付钱给整车厂,在进货方面有优势;他们还可以以低于民企售价的价格买车,甚至亏钱卖,因为这样可以做大规模,他们的资产在上市公司里,GMV做大了,市值上去了,就算亏一些也不要紧。这些民企只好把店转为售后维修、洗车服务一类的店,挣苦活累活细活的钱。他们说:“我们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,现在感到夹缝越来越小。过去是国资吃肉我们喝汤,现在国资越做越大,他们也要考核,也必须做大,直接就把装着肉汤的锅端走了。”

　　第四让,计划让市场。我们一直说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,但事实上,在不少地方,政府的计划作用越来越关键,比如采购和招投标。

　　有企业说:“我们现在参加招投标的层次越来越低了。国家在省里的项目,省里的平台公司先总包,然后分给他们的设计院一道;再到市里,市里的平台公司一道;最后分包到我们这里。1个亿的工程,还没动工,几千万就不见了,真正干活的人挣不了多少钱。而且干了也不一定拿的到钱,都是垫着,欠着。”计划还有很大一个问题是不闭环,即重投资不重回报,重建设不重运营维护,不全成本、全周期地算账,遗留的问题非常多。交给市场,账就会算得清清楚楚。

　　第五让,中央让地方。目前地方财政压力极大,且具有普遍性。虽然地方政府有相当责任,如“政绩工程”“乱作为”“长官意志”“不顾规律”“好大喜功形式主义”“只报喜不报忧”等等,但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房地产大滑坡,三年疫情“吃”掉很大一块财政,这些始料未及的情况把整个节奏都打乱了,“问题盖不住了”。

　　现在很多地方“三保”压力都很大,遑论做好公共服务和还清欠债。当此“急难”关头,要有及时雨。而中央政府信用高,负担轻,是可以施以援手的。

　　三中全会提出,“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”,表明要扩大地方自主财力,我最近见到的地方官员都在期盼早日细化落地,这对他们太重要了。

　　结语

　　为什么一篇谈防止“内卷式”恶性竞争的文章,要涉及如此多的“让”,包括计划让市场、中央让地方,因为穿透看,没有这两“让”,也无法破局。

　　比如,地方政府、平台公司等欠企业的债,一直无法很好解决,这不是地方层面在现有财政情况下能解决的。但不解决,民企就会觉得政府是“口惠而实不至”,就还是缺乏信心。

　　如果这“五让”能有一定共识,并付诸行动,我相信是可以慢慢化解“内卷式”恶性竞争的。当然,更根本的解决之道,是三中全会所说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,以及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。

　　最后的结论是:卷是常态,但要有规。卷是奋斗,但需有度。

　　卷是竞争,但不能恶性化,更不应该把靠资本、政策、身份获得的优势,用于大卷特卷。靠这种优势、强势,“摧残”利益相关方,就是在乱卷恶卷,就是“内卷式”恶性竞争,必须遏制,必须防止。

　　(以上文字转自微信公众号“秦朔朋友圈”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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